药改的芝麻与西瓜

童大焕

　　近日几则新闻都与药改相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节目专访时透露，卫生部即将推出一个“重大决策”：取消国家原先允许医院给药品加价15%的政策。（《北京娱乐信报》5月24日）

　　但与此同时，韩启德副委员长说：“很多药品从出厂到卖给患者，中间价格增加了10倍。”而在实际生活中，许多药品（含医疗器械）从出厂价到患者手中，价格的提高远不止10倍。药品流通环节涉及监管者、药商、医院、医生的巨额腐败利益黑洞，才是当今国人看不起病的根本原因。药改就应该从这个利益黑洞入手，可谓抓住药改的牛鼻子和“西瓜”，可以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功效。可是我们看到的各种举措为什么总是捡芝麻而丢西瓜？

　　再看另外的两则新闻：

　　一家名为DPC的医疗公司由于在中国行贿160余万美元而受到总额480万美元的罚款。美国司法部报告指出，DPC在天津的分公司??天津德普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中国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的现金，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DPC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德普公司从中赚取了200万美元的利润。 DPC公司是主动报案，可以想像，要是该公司不采取主动，被别人举报，或被司法部门查处，公司肯定会倾家荡产。

美国人处罚自家公司的海外腐败行为依据的是《海外反腐败法》，2004年朗讯科技中国有限4名高管被撤职事件也与此相关。

　　另一些新闻是，日前财政部被北京现代沃尔经贸有限公司告上法庭，媒体称之为政府采购引发的行政诉讼第一案。沃尔公司诉称，卫生部在采购血气分析仪过程中，放着质优价廉设备不选，却选择定价高出40％的同类产品，沃尔公司在2004年12月21日和2005年1月7日，曾两次以书面形式向财政部投诉，但是财政部在长达4个多月的时间内没有给予原告企业任何答复意见。财政部为此须承担监管不作为的责任。

　　而法庭上争议的焦点之一是沃尔公司的投诉到底应该由财政部还是国家发改委负责处理。《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县书在5月25日的该报中点评：当我们期待一个“有关部门”对公共领域明显“不正常”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自己陷于无物之阵，茫茫然找不到一股可依靠的与“不正常”对抗的公共权力资源。这是很多中国人的生存境况。

　　去年本人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药价改革关键在于抓住药厂这个牛鼻子。这应该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全国药厂只有2000多家，只要药厂及其“医药代表”有一例行贿腐败案件，就罚得他们倾家荡产，相信没有药厂敢冒这个险，药品的价格会随之一落千丈，药品天价的利益黑洞链条也将随之断裂、瓦解。今天看美国DPC公司的所为，正是如此。可是多年来我们治理药价的招数似乎都停留在整个药价利益链条的“神经末梢”上：什么医生红包，药品招标，规定医院的加价比例等等。有关部门的精神可嘉，不去对付从数量上看少得多的药厂，偏偏要去对付从绝对数量上多得多的医院、医生和药品！

　　为什么这样的常识总是被有关部门时不时的“反腐举动”所遮蔽？现在，从财政部被外国医疗公司起诉一案看，我所担心的不是有关部门连这样的常识都不懂，而是是否有部门自身陷于“利益黑洞”而伸手不见自己的五指。

2005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