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有感于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的差距
2007年10月22日 大道周刊 资中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近来阅报看到一则报道：日本人在新疆进行非法测绘，被我国有关当局依法实施处罚。这篇报道并提到日本人借学术交流进行超越许可的测绘和收集资料这不是第一次，过去也发生过。从报道来看，这种测绘确实非常专业，而且在内地中国人都不大会注意到的地区。足见日本人对中国注意之无远弗届。至于这种越界测绘只是出于学术兴趣，还是有其他目的，不好率尔判断。这使我联想起在先父资耀华回忆录中读到的一个情节：
先父生于1900年，他出生的小山村位于湖南耒阳县深山老林的半山腰，只有羊肠小道可通山下平原，交通困难，信息闭塞。全村一共几百户，连村名都没有，因为都姓一个姓，就称“资家坳”。据说是祖先因避祸而举族迁徙于这穷乡僻壤，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直到他少年时代还是过的差不多自给自足的生活，男耕女织，要买油盐酱醋以及杂货和药都要到十几里外的山下去赶集。但是这山坳里有一种宝藏，就是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优，烧起来无味、无烟，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有的就挖煤挑到30 多里外的一个水路码头去卖高价，发点小财。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也没有外人来大规模开采，所以中国其他地方都未能利用这种煤，几乎很少人知道。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地图上都不可能有这个偏僻山村的位置。但是后来父亲留学日本，竟发现日本人已经将此矿藏记录在案！那是在日本图书馆看到，日本的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中，记载有湖南耒阳田心铺 （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这使他既钦佩日本人，又感到触目惊心。
日本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是何时、如何进行的，本人无从考察，父亲是1917年用退还的庚款余额赴日留学的，这份报告至少应该在此之前就已完成。那时没有卫星观察，真不知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段得到的资料。这种调查是否就是处心积虑为以后大举侵略和掠夺中国作准备？也许没有那么直接。从那时到“九·一八”还有十多年，离芦沟桥事变还有二十多年，中日两国还存在许多变数。不论目的如何，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而且是一贯的。各国都有“汉学家”和研究中国的“专家”，但“知华”人士之数量和对中国的了解的深度，比日本还是逊一筹。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还处于封闭状态时，我因工作需要而读到的大量外国对中国报道中，往往觉得只有日本记者的报道最“在点儿上”，搔到痒处，分析也较中肯。总之，不论为敌、为友，是崇敬还是鄙夷，目的是政治还是经济，或者只是客观的学术兴趣，日本人对中国的过细研究是无可比拟的。
反观中国如何呢？有不少文章谈到在相互研究中，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我甚有同感。其实远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经与日本有频繁交往，日本之不可小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意识到。百年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一波又一波，人数远超过日本同期的来华留学生。甲午惨败，举国震惊，日本为何强于中国的问题从此摆到中国人的日程上，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对日本维新历史的研究开始也不算晚。胡适在自传中提到，他于1904年到上海上的第一家学校“梅溪学堂”（相当于高小），遇到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就是“原日本之所由强”。他为完成这篇作文可以查到的参考书已经有《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等，装满一大箩筐。那么为什么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这与国人对外国的心态有关，不仅对日本为然，当然日本有其特殊性。
其一，情绪化。对某一外国的研究和认识往往与国家关系混为一谈。关系好时为“友邦”，多看优点，否则反是。日本百年来大部分时间是中国的“国耻”所在，国人提起日本很难心情平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痛。如有人提倡认真研究日本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引起反感，把“知日”等同于“亲日”，发展下去就与“汉奸”联系起来。抗战期间由于汪伪政权的存在，日本又大肆宣传“中日提携”之类，使一切爱国人士更耻于接近与日本有关的事物，包括语言、文化。
其二，把日本作为“二传手”。早期中国留日的学生或以日本为基地从事革命工作，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洋。实际上许多欧洲文献也是丛日文转译而来，因此现在许多通用的新名词究其源都是日文的汉字来的。即使长期身在日本，受到不少日本文化熏陶，但把日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孜孜以求，在现场作深入调查的却很少。
其三，泛政治化和高度实用主义。这是国人在一切领域的通病，非独日本研究为然。只注意政治、经济，只有“有事”时才引起注意，于是大家一窝蜂关注某一个问题。暂时与决策无关的，详细的国情，不论是自然的、人文的，很少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耐心去钻研。上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80年代改革开放，理应对日本重新认识、研究。但是除少数专家外，国人的注意力大部集中在美国，美国研究成为显学（至于美国研究也有肤浅和实用之弊，不在本文题内）。日本尽管经济发达令人瞩目，与亚洲“四小龙”共同成为议论对象，但注意力也只在其经济，甚至把它的繁荣纳入“儒家”文化的成就，为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论者作依据。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日本也受冲击，“亚洲价值”之说才式微。
从深层次讲，国人对日本在文化上无法摆脱以文化源头自居的心态。对西方文化，作为完全的他者，还可以认真研究，或承认其优越处，乃至“拿来”。而对日本，则总是于心不甘，看不到它早已“变异”成为另一品种，而念念不忘日本文化源于中国。日本人其实也不否认与中国的文化传承。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精工”牌手表在中国电视上做广告，给我印象至为深刻：画面首先是以中国名胜为背景的四季风景，充满诗情画意，以说明四时有序。然后从铜壶滴漏开始，陆续表现中国计时方式的进步，画外音表示计时的手段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日本曾向中国学习，最后进入主题，说现在转而以精美的“精工”表奉献给广大中国顾客云。广告做到这个份上，令人叹为观止。那时日本刚刚重新进入中国市场，所以在宣传上揣摩中国人心理下了很大功夫。记得那段时期确实日本“Seiko”手表风靡中国大城市，堪与瑞士“Omega”争一时之胜。
如果说以上例子说明日本商人之精明，那么还有一件事，与商业广告无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随团访问日本，参观位于四国的一家造纸厂。首先被引进一间关于日本造纸历史的展览室，图文、实物并茂，从中国蔡伦发明造纸术开始，详细展示造纸术在中国的进步过程和达到的精致程度，其中有极为精美的宣纸。再说明每一种工艺何时、如何传入日本，然后日本如何在这基础上逐步改进，出现一代一代的新品种，后期就包括向欧洲引进的技术。以后各陈列室是日本自制的各种新品种，按顺序一间间走过去，直到最后眼前一亮，到了一间高大的厅堂，从天花版到地板如幔帐般泻下无数耀眼的白条，像布又像绸，蔚为壮观，令人惊叹。主人介绍说这是一种最新的特种纸，比任何金属轻薄而坚韧过之，可用于宇航工业。现在又已过去20年，不知又研制出了什么新品种。
这就是日本，它从不讳言早期中国的影响，同样也不讳言中期向西方学习。重要的是自己现在创造的成绩。提起日本人的特点，好像不以心胸宽阔见长，但是至少这种不耻向任何人学习的心态，难道对我“泱泱大国”没有启发？
写到这里，碰巧在《同舟共进》上读到一则短文，内容是台湾一位农业博士来中国某地考察，发现当地农业局完全没有本地气象、土壤以及病虫害等资料，局长也对此一无所知，却热衷于与“招商办”的官员一起以陪客吃喝来“招商引资”。据那位博士称，他家乡的地方政府都出钱买世界上最好的设备进行化验分析，然后免费将资料提供给农民，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但如此，近年来大批台湾农业博士到大陆考察，都带上各地的土拿回台湾化验分析，现在已有了中国大陆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壤资料（！）。台湾人是我国同胞，那么在务实和钻研精神上的这种反差，恐怕不能以“国民性”和“文化差异”来解释了。难道不值得发人深省吗？
近来阅报看到一则报道：日本人在新疆进行非法测绘，被我国有关当局依法实施处罚。这篇报道并提到日本人借学术交流进行超越许可的测绘和收集资料这不是第一次，过去也发生过。从报道来看，这种测绘确实非常专业，而且在内地中国人都不大会注意到的地区。足见日本人对中国注意之无远弗届。至于这种越界测绘只是出于学术兴趣，还是有其他目的，不好率尔判断。这使我联想起在先父资耀华回忆录中读到的一个情节：
先父生于1900年，他出生的小山村位于湖南耒阳县深山老林的半山腰，只有羊肠小道可通山下平原，交通困难，信息闭塞。全村一共几百户，连村名都没有，因为都姓一个姓，就称“资家坳”。据说是祖先因避祸而举族迁徙于这穷乡僻壤，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直到他少年时代还是过的差不多自给自足的生活，男耕女织，要买油盐酱醋以及杂货和药都要到十几里外的山下去赶集。但是这山坳里有一种宝藏，就是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优，烧起来无味、无烟，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有的就挖煤挑到30 多里外的一个水路码头去卖高价，发点小财。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也没有外人来大规模开采，所以中国其他地方都未能利用这种煤，几乎很少人知道。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地图上都不可能有这个偏僻山村的位置。但是后来父亲留学日本，竟发现日本人已经将此矿藏记录在案！那是在日本图书馆看到，日本的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中，记载有湖南耒阳田心铺 （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这使他既钦佩日本人，又感到触目惊心。
日本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是何时、如何进行的，本人无从考察，父亲是1917年用退还的庚款余额赴日留学的，这份报告至少应该在此之前就已完成。那时没有卫星观察，真不知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段得到的资料。这种调查是否就是处心积虑为以后大举侵略和掠夺中国作准备？也许没有那么直接。从那时到“九·一八”还有十多年，离芦沟桥事变还有二十多年，中日两国还存在许多变数。不论目的如何，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而且是一贯的。各国都有“汉学家”和研究中国的“专家”，但“知华”人士之数量和对中国的了解的深度，比日本还是逊一筹。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还处于封闭状态时，我因工作需要而读到的大量外国对中国报道中，往往觉得只有日本记者的报道最“在点儿上”，搔到痒处，分析也较中肯。总之，不论为敌、为友，是崇敬还是鄙夷，目的是政治还是经济，或者只是客观的学术兴趣，日本人对中国的过细研究是无可比拟的。
反观中国如何呢？有不少文章谈到在相互研究中，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我甚有同感。其实远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经与日本有频繁交往，日本之不可小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意识到。百年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一波又一波，人数远超过日本同期的来华留学生。甲午惨败，举国震惊，日本为何强于中国的问题从此摆到中国人的日程上，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对日本维新历史的研究开始也不算晚。胡适在自传中提到，他于1904年到上海上的第一家学校“梅溪学堂”（相当于高小），遇到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就是“原日本之所由强”。他为完成这篇作文可以查到的参考书已经有《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等，装满一大箩筐。那么为什么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这与国人对外国的心态有关，不仅对日本为然，当然日本有其特殊性。
其一，情绪化。对某一外国的研究和认识往往与国家关系混为一谈。关系好时为“友邦”，多看优点，否则反是。日本百年来大部分时间是中国的“国耻”所在，国人提起日本很难心情平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痛。如有人提倡认真研究日本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引起反感，把“知日”等同于“亲日”，发展下去就与“汉奸”联系起来。抗战期间由于汪伪政权的存在，日本又大肆宣传“中日提携”之类，使一切爱国人士更耻于接近与日本有关的事物，包括语言、文化。
其二，把日本作为“二传手”。早期中国留日的学生或以日本为基地从事革命工作，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洋。实际上许多欧洲文献也是丛日文转译而来，因此现在许多通用的新名词究其源都是日文的汉字来的。即使长期身在日本，受到不少日本文化熏陶，但把日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孜孜以求，在现场作深入调查的却很少。
其三，泛政治化和高度实用主义。这是国人在一切领域的通病，非独日本研究为然。只注意政治、经济，只有“有事”时才引起注意，于是大家一窝蜂关注某一个问题。暂时与决策无关的，详细的国情，不论是自然的、人文的，很少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耐心去钻研。上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80年代改革开放，理应对日本重新认识、研究。但是除少数专家外，国人的注意力大部集中在美国，美国研究成为显学（至于美国研究也有肤浅和实用之弊，不在本文题内）。日本尽管经济发达令人瞩目，与亚洲“四小龙”共同成为议论对象，但注意力也只在其经济，甚至把它的繁荣纳入“儒家”文化的成就，为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论者作依据。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日本也受冲击，“亚洲价值”之说才式微。
从深层次讲，国人对日本在文化上无法摆脱以文化源头自居的心态。对西方文化，作为完全的他者，还可以认真研究，或承认其优越处，乃至“拿来”。而对日本，则总是于心不甘，看不到它早已“变异”成为另一品种，而念念不忘日本文化源于中国。日本人其实也不否认与中国的文化传承。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精工”牌手表在中国电视上做广告，给我印象至为深刻：画面首先是以中国名胜为背景的四季风景，充满诗情画意，以说明四时有序。然后从铜壶滴漏开始，陆续表现中国计时方式的进步，画外音表示计时的手段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日本曾向中国学习，最后进入主题，说现在转而以精美的“精工”表奉献给广大中国顾客云。广告做到这个份上，令人叹为观止。那时日本刚刚重新进入中国市场，所以在宣传上揣摩中国人心理下了很大功夫。记得那段时期确实日本“Seiko”手表风靡中国大城市，堪与瑞士“Omega”争一时之胜。
如果说以上例子说明日本商人之精明，那么还有一件事，与商业广告无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随团访问日本，参观位于四国的一家造纸厂。首先被引进一间关于日本造纸历史的展览室，图文、实物并茂，从中国蔡伦发明造纸术开始，详细展示造纸术在中国的进步过程和达到的精致程度，其中有极为精美的宣纸。再说明每一种工艺何时、如何传入日本，然后日本如何在这基础上逐步改进，出现一代一代的新品种，后期就包括向欧洲引进的技术。以后各陈列室是日本自制的各种新品种，按顺序一间间走过去，直到最后眼前一亮，到了一间高大的厅堂，从天花版到地板如幔帐般泻下无数耀眼的白条，像布又像绸，蔚为壮观，令人惊叹。主人介绍说这是一种最新的特种纸，比任何金属轻薄而坚韧过之，可用于宇航工业。现在又已过去20年，不知又研制出了什么新品种。
这就是日本，它从不讳言早期中国的影响，同样也不讳言中期向西方学习。重要的是自己现在创造的成绩。提起日本人的特点，好像不以心胸宽阔见长，但是至少这种不耻向任何人学习的心态，难道对我“泱泱大国”没有启发？
写到这里，碰巧在《同舟共进》上读到一则短文，内容是台湾一位农业博士来中国某地考察，发现当地农业局完全没有本地气象、土壤以及病虫害等资料，局长也对此一无所知，却热衷于与“招商办”的官员一起以陪客吃喝来“招商引资”。据那位博士称，他家乡的地方政府都出钱买世界上最好的设备进行化验分析，然后免费将资料提供给农民，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但如此，近年来大批台湾农业博士到大陆考察，都带上各地的土拿回台湾化验分析，现在已有了中国大陆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壤资料（！）。台湾人是我国同胞，那么在务实和钻研精神上的这种反差，恐怕不能以“国民性”和“文化差异”来解释了。难道不值得发人深省吗？
posted by FUCKGCD at 12:5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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