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印战争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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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

　　在纪念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四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讲六个问题。
问题一，被占领土的现状如何？？

　　世界上除了阿拉伯人有一块被犹太人占领的“被占领土”有些名气外，人们不知道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还有一块中国的“被占领土”，这就是被印度占领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近9万平方公里土地。旧西藏曾设立七个行政于此，进入上世纪中叶以后，非法入侵的印度已经牢固地占领了此地。1987年印度议会正式立法成立阿鲁纳恰尔邦，分设11个行政区进行管辖。

　　阿鲁纳恰尔邦，首府伊塔娜噶，2001人口统计90余万人。用亚洲开发银行人士的话来说，这里乃是亚洲唯一待开发的处女地。用西方旅游界人士的话，这里是另一个类似亚马逊河上游那样的动植物天堂。中国农业部门通过比对卫星照片，现这里是中国版图上森林蓄积最丰富的地区。这里的水利资源极其丰富，印度政府已经规划在雅鲁藏布江和苏班西里河上建设装机2000千瓦以上的巨型水利枢纽.

　　军事防务方面，负责此地防务的印度东部军区，辖5个军，240-300架战斗飞机，仅在阿鲁纳恰尔邦就部署了两个军五个山地步兵师，一个机械化师，作战实力远超边界对面的中国成都军区。

　　令人遗憾的是，根据国际法不咎既往，尊重现状，尊重实际管辖的原则，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把那条本来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视为国际边界线了，中国已经在事实上失去了夺回此地的可能。现在中国外交部人员一旦被人问起被占领土的问题，惟恐避之不及。

　　5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要思考，我们是失去这块被占领土？这既非是大清国的错，也不是国民政府的误，完全是毛时代昏庸的外交政策造成的。现代中国人正在吞下苦果。
问题二，1962年战争中，解放军是因为后勤原因才撤出西藏固有的领土吗？

　　不是因为后勤原因！！！按周恩来的解释，中国人是要显示正义。

　　解放军的后勤并无问题，起码不比当时的印军更困难，当时做好了作战叁个月以上的准备，而实际上只打了一星期。

　　另外，从道理上说，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不会因为后勤问题，就放弃国土，如果害怕困难中国人甚至就不该在西藏驻军。

　　不克服困难就能赢得战争，天下没有那样便宜的事。

　　谁还有其它什么问题，下面可以继续发问，但是关于因为后勤问题就要放弃国土的弱智问题，请大家就不要再提了。

　　网上还流传一个问题：解放军和印度作战时，后勤物资要靠人背马驮吗？我明白告诉大家，这也是误解，是典型的胡说八道.

　　1962年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只是在第一阶段作战时，由于东线公路未修通，在克节朗河部分作战地域需要动员当地人搬运物资，以及在第二阶段瓦弄战区部分地段需要人工搬运外。在战争的主要阶段，主要方向上，解放军均修通了公路，实现了机械化运输。甚至把重炮运到了达旺。

　　还有一些道听途说的人说什么“解放差点打到新德里”，我在这里顺便也解释一下：

　　西线解放军部队追歼印军前出到喀喇昆仑山口，兵临印军战略枢纽楚舒勒，这是解放军在西线前进最远的地方。与印度首都新德里直线距离350公里。


问题三：1962年战争带来了中印边界的和平了吗？

　　答：坊间流传说毛泽东在1962年中印交战前曾经讲过“这一仗不打则已，打就要保证和平10年（也有说和平30年的）”。我不相信毛泽东会说这样的话，如果毛泽东真的说过这类话，他也就和阿Q一样自欺欺人了。

　　事实如下，1962年战争中，印军遭到重创，但是当中国军队撤军后印军既开始在东段继续向麦克马洪线挺进，到1963年开春后中印两军重新在麦线附近形成对峙。

　　印度占领麦线以南的争议领土，又完全不理睬中国提出的谈判要求，印军又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的蚕食行动。据中国总参谋部统计，仅在1963年上半年，沿边境对峙的中印两军就互相提出抗议照会总数达到60余次。可见，战后的边境地区根本未实现和平，印军也未曾老实过。

　　印军的这种蚕食行为愈演愈烈，1965年当印巴发生战争时，毛泽东亲自决策要和印度打一仗，既策应同盟的巴基斯坦，又反击印度的蚕食。中国外交部向印度大使馆代办提出了正式的最后通牒，两国战争一触即发。可是，由于苏联介入印巴冲突，印巴两国在苏联的调停下，很快在塔什干实现停火，印军在中国和锡金边境上撤除部分工事，中印战争并未爆发，最后通牒几成一纸空文。

　　如果毛泽东认定中国打不过印度，他就不敢发什么最后通牒，这是明摆的事，傻子也能看明白。

　　1967年中印两军在中锡边境发生两场冲突，双方互有伤亡。按第叁者的评价来说，这两仗中印两军打成了平手。这是由于印军在1962年战后已得到更好的训练，而中国此时正陷入一踏糊涂的文革内乱之中，解放军的状况已大不如前。

　　由此可见，1962年战后中印边界地区的形势仍然是紧张的，印度并未改变其蚕食中国领土的政策，也未停止对西段中国新疆的阿克塞钦提出领土要求，印度继续在全线对中国保持高压。

　　经此一战，中国既丢了领土，丢了人命，也未得到和平，所以如果是毛泽东再说什么争取“10年和平”和“30年和平”的话，就几乎形同放屁啦。

　　1985年在中印边界东段桑多洛河谷，由于解放军建设直升飞机的起降场，引起两军严重对峙。这次印军反应迅速，立刻出动部队和中方形成面对面，胸对胸的对抗。这次中国妥协了，起降场工程被迫停止。1987年由于印军在全线开展的“铜钉”大规模演习，中国军队被迫向西藏和新疆大举增兵，造成边界局势剧烈动荡，两军几乎开战。

　　综上所述，印度在1962年战后，继续占有双方争议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蚕食中国领土。对于中国而言，1962年一战就如同中法陆战是一场胜而无利的战争。相比之下，印度却从战败中吸取教训，整军备武，终于在今日在中印边界全线形成压倒优势。

　　印度既不肯和中国谈判，中国有失去了归复领土的良机，该怎么办？不战不和，眼看国土沦丧又全无办法。只有期盼明天。而明天究竟会怎样？只有天知道。


问题四，1962年战争中中国军队之所以放弃国土不守是因为毛泽东害怕美国，苏联联合支援印度吗？

　　这个问题实在可笑，提问题的人也太小瞧毛泽东的胆儿了。

　　当时美国的战略对手是苏联（美苏两强正在古巴导弹危机的严重对峙中，双方查点爆发核大战），在亚洲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越南，绝不至于为一个印度搭上老本。

　　毛泽东在打内战时就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原则，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就明确跟美国叫号“你们要打多久，我们奉陪”，此时此刻轮到毛泽东来守卫自己的国土了，而且是如此巨大而富裕的国土，毛泽东倒开始怕这怕那了，就要脚底抹油撒腿就跑了。这怎么会符合毛泽东的性格？

　　中印战争是毛泽东一手指挥的，撤军的命令也是毛泽东下达的，虽然部队觉得意外，觉得不可思议，但还是执行了毛泽东这一命令。说毛泽东怕美苏支持印度，不仅找不到任何证据，你们也的确小瞧了一贯蛮霸痞气的毛泽东。

　　倒是善解人意的周恩来对毛泽东撤军的决策作出了迄今为止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公开解释。他的解释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关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十个问题》一文。想探讨问题者可以去瞧瞧这本书，总比你们在此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要强的多。

　　但是有些事情也怪不得你们，关于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从毛时代开始就是桌子底下进行的，，好像是多么了不起的机密，公众不了解情况。还真以为打了一仗后中印边界就太平了，真以为中国占了大便宜了。当今中国人再抱此心态，恐怕要成国际笑饼了！！！

　　有人指望靠谈判能把丢失的领土谈回来，这可能吗？不客气地说只有弱智才会相信这一点。

　　在毛泽东对敌斗争的哲学中，有一条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打谈结合”，放弃军事斗争，迷信谈判，不是所谓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意。

　　在毛泽东的对敌斗争哲学中还有这么一条，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在乎打碎坛坛罐罐，大踏步的进退，施行游击战法。

　　但是请各位注意，在喜马拉雅山上进行的是中印两个民族的领土争夺战，不是游而不击的土八路游击战。由于外交法律和国际规则限制，不允许你再大踏步的进退。你今天让出的土地，还想拿回来吗？收回去的拳头想再打出去，可能吗？


问题五，所谓麦克马洪线究竟是怎么回事？

　　1914年，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构想了一条印藏分界线，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麦克马洪又利诱西藏噶夏的代表，背着中国北洋政府代表，搞了一份划界换文。当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并不知道什么此事，达赖喇嘛和噶夏政权也未给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有划界的授权，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噶夏政权对麦克马洪画的线不予承认。

　　当20多年后，英国政府正式把麦克马洪线标入地图和政府文书后，也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1947年，当刚独立的印度在南京建立大使馆时，国民政府也对印度代办明确表示了不承认麦线的态度。

　　由此可见，麦克马洪线从来未经过双方实地勘测，也没有经过中国历届政府承认，是一条屁价值也没有的“屁线”，完全无法律意义和任何价值。

　　1949年后，中国继续不承认麦线。但是由于政府当时执行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外交，一切以反美为重，因此新中国政府不得不慎重对待印度这样的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取克制和忍耐的态度。

　　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内部打招呼不承认麦线，但这个态度不公开，尤其不对印度公开，也不向印度提出这一问题。

　　新成立的印度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比中国人表现的成熟和狡猾，他们充分利用了中国人对自己的依重，完成了当年英国人也未能实现的领土扩张。

　　英印统治期间，虽然公布了麦克马洪线为边界，但是英国人也仅仅在极个别地区，试探性地侵入门隅和察隅地区，不敢放胆占领。1950年初，印度军队则大胆越过西山口进军达旺，到1954年印军完全控制麦线以南原西藏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印度政府为此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进行管辖。

　　对于印度人所干的这一切，中国政府按照既定方针始终保持沉默。印度虽然感到心虚，但是他也不挑明这一问题，在50年代初两国政府进行的历次交涉磋商中，印度也不提出这一巨大的领土问题，双方似乎有默契，好像麦克马洪线并不存在。甚至在1954年两国签署关于西藏问题的政府协议时也未谈及此问题。中国总理两次访印，印度总理一次访华，除了周恩来含含糊糊地提过一次两国的国界尚未划定以外，中国方面没有任何人对印度的非法入侵提出过异议，抗议和交涉。这也构成国际交往史上一大奇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次对外界表明自己对麦克马洪线的态度，是在周恩来1956年访问缅甸时与缅总理吴巴瑞的会谈中。由于中缅之间也有部分边界线与麦线相关，周恩来因此系统地解释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要对中国人民解释清楚；二、要说服西藏达赖喇嘛等人接受“麦克马洪线”；三、国民党会骂我们卖国。周恩来说，你们需要时间，我们做这些工作也需要时间。我们为了求得一劳永逸地解决整个边界问题，委曲求全地提出了目前的方案，我们要尽力克服困难实现这一方案。至于解决整个问题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等待。

　　印度和缅甸有很好的关系，因此尼赫鲁肯定会从缅人那里了解到中国对麦线的态度。再加上中国在与印度的交往中从来没有提出过对印军占领麦线的异议，因此尼赫鲁感觉到抓住了中国的把柄，在后来中国提出谈判东段麦线以南的领土问题时，他坚决地给予拒绝。他说（大意）“当你有机会提出异议和要求而未提出时，就意味着你已经放弃了要求”。周恩来对此辩解说（大意）“我们虽然没有提出口头和书面的异议，但是我们出版的地图始终把这一地区画在中国一侧”。

　　比较而言，尼赫鲁的说法更为符合外交惯例。一个政府可以通过公开声明，抗议，外交照会，会谈等等方式表明自己的观点，地图只能是补充和非正式的方式，其作用和效力非常有限。当印军占领门隅-洛隅-下察隅近10年后，中国政府才正式提出了不承认麦克马洪线，这使中国在领土交涉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可以说中国是实实在在地吃了一个哑巴亏。

　　占了便宜的印度，野心得到鼓励，越发轻视中国，印度政府又继续对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提出领土要求，甚至越过麦克马洪线继续蚕食中国领土。在这种形势下，北京城里的毛泽东感到被欺负的太狠，终于忍无可忍，打了一仗。在大军获胜的有利形势下，毛自我感觉已经充分教训了印度，因此又单方面把军队撤到麦线北面去了。这一撤意味着中国人将永远失去达旺，失去洛隅和下察隅的大片土地，意味着麦线从此将要发挥效力啦。

　　由此可见，50年代政治外交上的失策，60年代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印度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占领在某种程度得到强化。中国在两次重要关口出现错误，可以说已经没有机会再夺回失地，甚至再进行交涉的理由都不再充足啦。

　　进入90年代后，麦线已经成为双方的实际控制线，1992年双方军队交换了实际控制地区地图，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双方首次对麦线的勘定和确认。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眼里，麦克马洪线早已经是一条国际边界线。

　　毛时代极左外交政策的失败，从麦克马洪线由“屁线”变成一条几乎无法撼动的边界线，从西藏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的沦丧中，可见一斑。


问题六 阿克赛钦的约翰逊线及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的“现实主义”方案是怎么回事？

　　阿克赛钦是一块被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及阿里高原环绕的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从新疆到达西藏的重要孔道，元后准葛尔的大军及蒙古熬茶礼佛的行旅都是从此进藏，清时曾设立拓置局管辖，1951年西北解放军也是从阿克赛钦到达阿里的。

　　对于这样一块土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其属于中国，直到印度人抗议中国通过阿克赛钦修建新藏公路以前，中国政府并不知道印度对这里有领土要求。

　　印度的依据是所谓约翰逊线。1860年英国测绘军官约翰逊曾作探险旅行，他从拉达克进入阿克赛钦最后到达新疆的和田。此人把阿克赛钦视为无主地，因此将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标画进英印的属地，将中印分界线画在了昆仑山一侧。

　　对于这条约翰逊线，英国政府并未知会大清国，历代中国政府包括新中国并不知道此事，更谈不上承认了。因此从这条线被炮制出来那天起，它就和麦可马洪线一样，是一条一文不值的“屁线”。

　　和东段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自1954年被印军占领不同，印军从来没有进入过西段的阿克赛钦一步。1956年印军首次派巡逻队进入该地区，也被解放军逮捕并驱逐。中国人对阿克赛钦地区早已形成了实际控制，约翰逊线连一天也未曾派上用场。

　　在中印部队屡次发生冲突后，中国政府为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提出了一揽子外交解决的方案，在两国总理最后一次谈判中由周恩来向印度方面提出。

　　这个中国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中国认为边界问题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虽然中国受到损害很大，但这并非是印度人民的错，不应该由独立后的印度负责对于边界现状，中国政府准备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它。

　　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极其清楚的，中国虽然吃了亏，也不打算和印度人民算帐，准备去找英国人算帐。（这一观点极其荒唐和可笑！印度人民是英国侵略的直接受益者，中国不找印度算帐，倒要去找英国，这说得通吗？）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所谓的“现实主义态度”，是准备以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效力（确认印度对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的占领）换取印度不再对阿克赛钦提出领土要求。这一巨大的让步，外交史上罕见。

　　但是尼赫鲁早在中印总理会见前，就从缅甸得到了消息：中国已经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作为中缅两国的西段边界，加上中国政府对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一向表现出的漠然态度，所以此时尼赫鲁对中国这一“现实主义态度”并不感兴趣了。他的要价更高了。尼赫鲁明确对周恩来表示，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是印度领土，而领土问题是不容谈判的，要谈就谈中国把阿克赛钦归还印度。

　　这样一来，毛周真是陷入了尴尬之中。毛泽东实在不想和印度多纠缠，也不想和印度打仗，毛始终认为“反美”是中国的重点任务，是“大局”。本以为让出东段就可以息事宁人，不干扰反美大局，没承想民族主义者尼赫鲁根本不领毛的情，不仅继续对阿克赛钦提出领土要求，而且咄咄逼人的边界上舞刀弄枪，这次可是实实在在的冒犯了毛。

　　对于中国人而言，建国以来的对印外交及所谓“现实主义”方案已经全盘失败，用一句老话来形容毛泽东当时的处境十分形象，叫做“陪了夫人又折兵”。

　　1962年战争以后，印度把中国视为仇敌，在边境全线增加兵力，印军的战略简单说叫作“东顶西攻”，既在东段固守麦克马洪线，在西段谋求切断新藏公路夺取阿克赛钦。

　　印军在阿克赛钦的对面就部署了辖有叁个山地步兵师的第14军，在列城机场优先部署SU-30战斗轰炸机。从中国几万公里边防线看，由神仙湾到空喀山口这一段阿克赛钦边界实在全军最紧张的“热线”。

　　虽然这里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新藏公路每年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不通车，一些前沿哨卡海拔高度超过5000米，界山达板海拔高度更是达到6000米以上，完全是人类的生命禁区，但是这里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解放军守土有责，任何战略家也无权放弃这里的一寸“地盘”？

　　有人说什么“国家利益是动态的，不要学尼赫鲁只把目光孜孜于土地之上，要学以色列在西奈撤军”，我不客气地说，这完全是放屁，是对喀喇昆仑山上爬冰卧血守卫国土的战士的侮辱。

　　喀喇昆仑山上至今能还找到国民革命军守边士兵的尸体，他们是为了戍边而死，他们当之无愧地当代守边军人的先辈，值得后人景仰。不是对土地的孜孜以求，国民党士兵怎么跑到喀喇昆仑山的冰峰雪岭上的？国民党的士兵尚能如此，共产党做不到？

　　以色列占领的西乃本来就是阿拉伯领土，以色列是用阿拉伯的土地来换取和平，毛泽东则是用中国版图内的国土换和平，如此“战略”这么英明，请问中国还有多少领土可供换取“和平”？莫非这就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政治”？

没有灵魂的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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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哥哥在大学教书，前几年评了副教授.春节一家人从小城来到大哥处过年，因为大哥刚搬进了学校的新房。一进大哥的家，老婆一直就惊叹莫名，好宽呀，一百五十个平方，俺家只及他的三分之一。特别是两个卫生间，那个不对外的卫生间有一个一万多的浴缸。一台豪华背投彩电立在客厅极尽炫耀。两台电脑。一架钢琴。所有这些当然把我们这些小城来的平民唬得厉害。其实我更关心他书架上的书籍。可惜的是，书架上可怜巴巴的立着十多本计算机方面的书，除此而外，再也找不到一本人文类书籍了。好不容易我才在柜子脚下找到一本《知音》。当时我就未免有些担忧，我也许是杞人忧天吧，呵呵：大哥虽然贵为教授，但也只是那个专业有所长而已，做为一个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许多宝贵的人文知识他到底知道多少啊，特别是他从来不看这方面的书。交谈中我知道，大学教授级别，上一节课学校补贴八十，工资当然另外算。最来钱的实际是大哥对外搞编程业务，所以大哥的年收入肯定是很可观的。他的这些收入，与我们中学里的收入对比，真是汗颜，有天壤之别，我们那周末补课才八块钱一节中，真不好意思。大哥说着说着就来精神了。“告诉你，要我回老家去当县长，哼，我都不愿。",我觉得大哥也太狂了，他干一辈子实际也没有一个县长干几年风光的，他只是觉得他在大城市，我在小城市，以此说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而已，实际上骨子里有非常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在做祟，因为他觉得他比一个县长都更强。我不好说什么，我只感觉我的大哥虽是教授，却并不象一个具备现代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我俩的谈话总是不欢而散，因为他完全不赞成我的任何观点，这让我感到悲哀与无奈，他是大哥啊，他在父母的眼理更能干啊。在去宝光寺的途中经过一个乞丐处，我力所能及捐了一元，但我发现大哥斜了我一眼，很不高兴的样子，回去后批评我不该随便施舍，说这些人就是不劳而获。我无语。后来看电视，里面放一个名人生病开刀，医院专门组成专家护士组对其治疗。我发表了一下评论，我说要是每个老百姓都能这样享受这种医疗就好了。大哥一脸不屑，从嘴里吐出五个字“所以要奋斗呢”。我知道他的意思，穷人都是活该，因为你是因为没有奋斗，你就不配享受，而富人都是理所当然，因为是他们奋斗的结果。我对这个命题感到很苦恼，因为表面看他也是很有道理的，这也许就是中国所谓成功人士骄傲的原因之一。但问题是如果穷人都是因为不努力不奋斗造成的，那无疑贫穷应是一个人的过错，诸位，告诉我，是这样的吗？

易宪容：上海房价是如何炒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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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上海房价是如何炒上去的

作者：易宪容 | 2005年04月13日 22:21 | 原始出处： 中国经济时报
　　对于上海房价疯涨的原因，一直是众说纷纭。最为主流的观点是房地产需求过旺，供不应求，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住房建筑成本提供及房地产炒作等。因此，如何从土地供应量、住房供应结构及遏制炒作入手来稳定房价，将成为国内房地产价格调控最为有效的手段。实际上，这只是一些方面，最为重要的是不少地方的房价完全是人为炒作之结果。

　　上海房价的飙升应该是在2003年SARS过后的事情。SARS之前，我去过一趟上海，看到上海人都在热火朝天的谈论购房之事，就如我1991年去上海时人们在谈论股票一样。我当时就想上海的房价也要被炒得热火朝天了。事实上，上海房价在SARS之后就开始飙升了。有人统计过，在2001年上海只有4%的商品房每平方米售价高过8000元，而今天这一比例已达50%，而在上海内环，根本找不到每平方米一万元以下的房子。

　　近日，几位上海某大学的教师向我提供了关于上海房价的资料。本来我在香港多年，看惯了香港的高房价，心理承受上肯定比他人要强，但资料中上海房价之高仍令我目瞪口呆。可以说，上海的房价比美国、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比如新外滩花园一套280平方米的房子，售价是1380万元；一套163平方米的房子，售价568万元，每平方米单价近5万元，甚至有楼盘开出每平方米8万元的房子。至于在虹口区的房子，售价在2万以上的十分普遍，更不要说黄浦区、徐汇区了。

　　从已获得的信息来看，上海的房价疯涨完全是房地产炒作的结果，而且这种炒作随着“外资”的进入，近一年来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如果这些人用自己的钱来炒作房地产，应该说如何疯狂也不用怕，输赢都在他们自己。

　　正如有人所说，外资之所以预期上海的房价会涨，它是跟纽约、东京、台北、香港这些地方比，从长远看，它觉得投资上海的风险相对比较小。果真如此吗?外资进来只是在投资上海房地产吗?所谓的外资进来都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吗?其实不是。从目前的所掌握的信息来看，多以外籍或港台地区华人为主，特别是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多数是通过不合法的途径进入的，而且多数是套取国内商业银行的资金在炒作房地产。

　　2004年上海一些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成几倍的增长。截至2005年2月末，上海全市中资金融机构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3715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29．3%，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599亿元，同比增长43．5%；2005年1-2月，商业性房地产贷款新增214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高达87．7%，房地产贷款占新增贷款近90%。如果一个地方的银行把全部的资金都投向房地产业，一旦房地产业有风吹草动，其风险难以想像!

　　房地产炒作首先是从房地产开发商开始，他们为了完成一个项目，先通过拉高利贷、私募完成前期自有资金筹资之后，1亿元的项目就可能包装成1．5亿元甚至更高的项目，然后从银行套取1．5亿元以上的贷款。银行贷款一到手，开发商就会用银行低廉的贷款迅速偿还前期融资中的高利贷，然后在项目操作中以流动资金贷款替代房地产开发贷款，或者挪用工程款、购房者前期付款等房地产项目运作。而这种银行资金的大挪移，不在乎政府的宏观调控，并成了房地产炒作最主要的源头。

　　既然开发商可以对商业银行的钱大挪移，那么其他人同样可以用银行的钱来炒房。可以说，目前上海的房价疯狂飙升，完全是炒房者用银行钱疯狂炒作的结果。现有的炒房者有：房地产开发商、境内炒房团、境外炒房团、炒房庄家、炒房散户等。上海民众根本就无法从一手市场购买到房子，除非你有特别背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在这些炒房人当中，先是个人散户炒作，如2004年国家审计署对上海一银行分支机构抽样审计，就审计出有一人贷款7800万元，购买商品房128套。而这只是抽样审计。最近上海的“天赐公寓”一共只有114套房子，而一个叫李欣的人买了49套，总价超过1亿元人民币，其购房款是哪里来的?目前，这种以散户方式的炒房者已经形成以亲戚朋友为纽带的大大小小的炒房团。当散户炒房成功后，外地及上海的一个个炒房团开始出现了。这些炒房团到上海后，先在市场搜寻可炒作的楼盘，然后把一个团分成A、B两组炒作C、D楼盘（也可以分成更多的组，看资金实力而论）。假定每一楼盘总共有住房400套，那么炒房团就会与房地产开发商合谋让他们各自购买300套。假定每套住房的价格100万，8成20年按揭，那么A、B组首期付款各为6000万元，一组个人银行贷款各2．4亿元。当房子一到手后，炒房团的A、B开始提高价格卖房子，如果有他人接手，就卖给他人（但这样的情况不多）。如果没有他人接手，就把各自房价逐渐地提高卖给A、B对方。一般来说，这样的对冲，平均房价都会提高到150%以上。如果平均房价上升150%（实际上可能比这更高），即每套房价上升到250万元，首期付款双方对冲，不收也不付，然后到银行做8成20年按揭，一组个人银行贷款6亿元，归还上一次贷款2．4亿元，获得利润3．6亿元，即使扣除交易中的费用也获利至少3亿元。

　　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如果炒房团觉得房价还有上升的机会，就会开始第二轮炒作对冲，上海的房价就是这样疯狂飙升了。如果觉得有问题或有风险，炒房团就得考虑如何脱手。也就是说，当炒房团A、B组把这房价炒高之后，如果有外来者接手，当然放盘卖出。当没有外来者接手时，炒房团就会找到一些农民或城市里没有财产之人，把房价再次上升后让他们来接最后一棒。炒房团先会从民工中或乡下找一些农民，告诉这些人，要送一个房子给他们住，然后用少许的钱给他们开一家公司，这样就可以开出个人收入假证明（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开出假收入证明），再把房价提高后向银行贷款。当银行贷款把高价房接下来，先是还了以前的贷款，然后就把刚成立的公司撤消。这样，炒房团大获其利全身而退了。特别是最近上海政府正在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整顿时，这样方式在加速进行。

　　一旦高价房转到了乡下的农民手中，银行要收回这笔贷款就难于上青天了，除非房价一直上涨而不掉下来。这就是上海房价如何炒作上去的最基本的手法。目前这种炒作房地产的方法不仅让上海的炒房散户及炒房团用得炉火纯青，而且所谓的外来资金也看到其中妙处，纷纷仿效。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炒房团方式开始向国内其他地方迅速曼延，国内政府与银行如果没有对此有足够的警觉，其潜在风险可就大了。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炒房团之所以得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炒房者利用银行按揭审核的漏洞百出、房地产商的合谋及房地产评估市场无序而大量套取银行贷款。很简单，一个人用一张收入证明可以从银行贷款购买几十套房甚至几百套房，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如果贷款人不与银行内部勾结要达到其目的是不可能的。目前市场上到处都是帮助人们办理住房贷款的咨询公司，何也?其中就已透露出银行内部人与外部人合谋骗取银行贷款的端倪。

　　国内银行的贷款为什么会轻易地流出?为什么银监会出台的规定与指引形同虚设?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目前国内一些商业银行的负责人把国家的财产当儿戏，以个人短期业绩为目的，如扩大贷款额降低不良贷款率和增加短期利润，把银行的贷款审核权交给了贷款中介机构，而贷款中介机构又通过个人的虚假证明、房地产评估虚假评估从而把银行贷款套取出来。这样，各方都能够落袋为安，最后损失的是银行及整个社会。

　　因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要遏制上海房价的疯涨，就得从银行个人住房信贷入手。首先必然对以往的个人住房信贷全部进行审计与检查。不仅要全力追回银行可能造成的损失，而且要全力追究直接责任人及领导人的责任，并严厉处罚之，决不可放过任何一个有责任者；其次则要整顿房地产市场贷款咨询公司及房地产评估公司，检查这些公司是如何与贷款人合谋套取银行贷款的；三是对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全面的整顿与检查。上海房地产一手市场没房可卖，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政府不对这些操纵市场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房贷政策:富人发烧,穷人跟着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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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全

　　今年3月，为了抑制“发烧”的房价，央行提高了房贷利率和购房首付成数。前几天，新华社发表了题为“加强宏观调控稳定住房价格”的评论员文章，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名为“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的文件。有分析认为，抑制房价涨幅过快，政府要打“组合拳”，包括增加中低价房供应、“严打”开发商囤积土地行为、利用房地产税等税收政策打击炒房投机风、对控制房价上涨不力的官员予以“问责”等。

　　应该说，抑制房价的举措，有“雨点”，如付诸实施的金融政策；但更多的还是“雷声”，房地产税等“组合拳”中的一些招法还是只闻其声，未见其形。尽管“雨点”很稀，尽管“雷声”之后能否下得来“雨”人们尚在观望，然而，对于事关调整房地产这块巨大利益的公共政策，不同利益主体竞相登台博弈当是情理之中的事。在热得发烫的房地产市场中，“第二财政”（圈地卖地收入、房地产税费收入）经营得红红火火的地方政府、赚取暴利的开发商和炒房投机者、在土地出让“内幕交易”中受益的部门和官员，对将要动其“奶酪”的房地产新政策当然是或暧昧、或曲解、或抵制???“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值得探究的是，相当一部分公众也对提高房贷利率、收紧住房贷款之类的政策大为不满。

　　笔者相信，政府抑制房价上涨实属本心。然而迄今为止，房价依然坚挺，多数人认为房价还会上涨。普通公众觉得自己并未从新政策中获益，反而要为购房多支付利息，购房的门槛更高了。目前房价走势至少说明，现有政策尚不足以为房市降温，还没有给广大公众带来真实福利。“尚未阔气的”并非不愿“革新”，而是人们怀疑“革新”的真实性。一项公共政策必须以实际效果来寻求利益主体的支持。

　　政策调整不仅效果不明显，还让不少人觉得有与民争利之嫌和伤及无辜之虞。笔者以为，在实际利率为负的背景下，存贷款利率一并提高，方显公允。但3月份的利率调整只是提高了房贷利率（尽管是缩小房贷实际利率与基准利率之差），而未同时提高存款利率，由此，公众便有理由认为此项政策只是为了化解银行风险，而非维护公众利益。

　　笔者也以为，房贷政策当区分基本住房需求、投资（投机）性需求、奢侈性需求。但现行的房贷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却是三方通吃，“富人发烧，穷人跟着吃药”，加重本已不堪房价之高的普通购房者的负担，对投机者、奢侈型住房消费者反而没有起到有效抑制作用。论及房地产税，笔者自去年初开始，多次撰文呼吁权威部门明确“对基本住房消费免税”，保障普通公众的居住权利，持此观点者也多有论及。然而权威部门在这一点上始终金口难开，这也是房地产新政策没有得到公众充分理解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房地产政策招招都“招呼”到购房者包括普通购房者身上，而直接针对最有力的房价操纵者???开发商的手段却显得软弱无力。

　　开发商销售利润率可达到50％，净资产利润率可达到500％???这并非神话，连开发商自己也承认他们在赚取超额利润。大房地产商潘石屹就说过：“我和一位多年的老朋友一起聊天，谈到了去年的经营业绩，他们全国、全行业的营业额和利润还不及房地产行业一个项目的营业额和利润。”如此暴利，是靠垄断公共资源、操纵市场赚到的，可是，政府采取了什么直接限制垄断暴利的有效对策没有？开发商结成价格同盟同公共政策博弈，囤积土地和房源、相互转手炒作土地、做假账虚构成本、偷税漏税、骗贷、欺骗消费者等等做法大行其道，有几个受到了法律惩罚？有几个被罚得倾家荡产？开发商为了掀起恐慌性抢购的浪潮，不断组织什么房地产“高峰会议”、雇用所谓的专家学者写“房地产发展报告”、收买媒体炒作房价、亲自上阵制造误导市场的虚妄信息。如此操纵市场的行为没有得到有力制止，权威部门正本清源的声音也十分微弱。对开发商网开一面，任由其兴风作浪，给人们以“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暗示，损害了政策的公信力。

　　既然明确了抑制房价的目标，就不能过于犹豫，而应该果断出击，赢得公众信任，明确市场预期。可是，在房地产政策上，给人的印象远非如此。目前的加息等金融政策效果不理想，随之而来的“组合拳”却迟迟不能出手，使公众无法确信政府的决心；一些政策表述模糊，让人一头雾水。如房地产税一会儿说即将推出，一会儿说未有时间表，一会儿说住房要纳入征税范围，一会儿说目前房地产政策只针对经营性房产。再如，在加息问题上，一会儿说已进入加息周期，一会儿说负利率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此做法，让公众无所适从，加深了公众对政策的误解，也容易被一些利益集团利用，在政策不明朗时故意散布谣言，扭曲公众预期。

来源：《中国青年报》

南方都市报：一张永不沉默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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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祥林娘”，保卫公民自救权利　

　 2005-04-09 08:44:21 　

　
　　■海外观潮之熊培云专栏

　　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祝福》里描写了一位在封建礼教压迫下死去的妇女??祥林嫂。祥林嫂是个唠唠叨叨几近疯癫的女人，因为她的孩子被狼给叼走了。祥林嫂觉得自己很不幸，但是那时媒体并不发达，所以有苦也只能找邻里街坊说。“我真傻，真的。”祥林嫂自责道，“我只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

　　显然，鲁迅文学世界里的祥林嫂只是诉苦者，而不是上访者。理由可以粗列如下：一、孩子是被狼叼走了，而不是被人叼走了；二、在狼群中不存在庞大的权力体系，因此她无法通过狼的上级主管部门严惩叼走孩子的责任狼；三、从其日常唠叨中可以看出她只有自责而非责他，换言之只有寻求简单的自我消解而没有要求获得正义的诉求，比如打狼；四、从生物学来说，狼吃人符合自然法则，就像人吃水果一样具有某种合法性，祥林嫂因此只好安于现状、逆来顺受。

　　本文要谈的“祥林娘”是另一位母亲、一个新词，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总结于近日来国内的若干新闻。据《中国青年报》报道，11年前被丈夫佘祥林“杀害”的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居民张在玉3月底突然归来，终于揭出惊天冤案。湖北省高院因此认定已经服刑11年有余的佘祥林没有杀人，是一起错案的受害者。令笔者深感震惊的是，近十年来，佘家人为了洗清此不白之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祥林娘”，也就是杨五香女士，因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和上访，1995年5月份被抓，在京山县公安局看守所被关了9个半月，出来时耳聋眼瞎，不能行走，3个月后去世，时年仅54岁。与祥林嫂不同的是，“祥林娘”的悲剧不是在文学世界里，而是在我们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中，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大时代里。她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积极地寻找自己失踪的儿媳妇，给蒙冤的儿子增加一切可能解救的机会。

　　汪中求先生在他的管理学著作中谈到“细节决定成败”，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经治理上的粗枝大叶。细节决定成败，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同样可以理解为“细节成就罪恶”。本案中，先入为主、重口供轻证据即为一例。与此同时，笔者以为，在各路媒体对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仍然广泛存在的“有罪推定”诸种实践进行笔伐之时，本案所涉“祥林娘”之死更应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更应追究相关肇事者与渎职者的责任，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样是促成佘祥林蒙冤11载的关键。

　　显然，“祥林娘”之死与政法部门是否坚持“有罪推定”毫无干系。如果没有“祥林娘”等人的跋山涉水，佘祥林早已成枪下冤魂。然而，为什么没有任何犯罪嫌疑身份的申冤者会频频遭遇围追堵截？在该案中，佘祥林的母亲被关9个半月，佘祥林的哥哥被关押41天。此外，因为出具了一份证明，几位远村的农民及其亲属同样厄运连连，纷纷被“请”进派出所或逃亡在外。我们不禁要问，是谁动用国家机器拘禁了为儿申冤的善良母亲？是什么力量与怎样的借口要斩断草根阶层的救人与自救？当“祥林娘”以耳聋眼瞎的代价从拘留所走出来时，为什么她没有得到任何国家赔偿，反被要求向“政府”支付3000元赎金？

　　在佘祥林的冤案昭雪之际，我们的社会更应将支援的目光投向那些无依无靠的上访者。如果说我们相信祥林嫂之死是旧中国的不幸与历史的耻辱，那么在这个新时代，或者说正在走向“新新中国”的伟大征程中，让全社会一起关心“祥林娘”的命运，帮助她们维护并申说自己或家人的权益是我们这代人的互济互救，因为在强大的社会与强大的体制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弱者。

　　如福柯所说，权力是压迫的象征，当危机来临，社会必须得到保卫。我们因此有理由正大光明地说，当权力失控时，公民自救之路必须得到保卫。保卫“祥林娘”，就是保卫每位公民自救的权利，就是保卫社会，就是保卫我们自己。
　　(作者系《南风窗》驻巴黎记者)

自由民主与公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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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素质论是中国自由与民主化问题上最荒谬和最别有用心的谎言。首先，素质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人的素质只是人在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现象，一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自由问题以及民主政治选择的主要因素。同时，人的素质是在变化中的，属变化着的范畴。事实上，只有自由制度才是提高人的素质的最好制度，而专制制度只能使人的素质不断降低。
说中国人素质低也只能从国家的政治制度上找原因。国人长期以来在个人崇拜的专制思想控制下，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愚民教肓下，无从确立个人政治信仰和政治立场，政治素质从何谈起？国人的文化水平低更是政府一手造成的。宪法规定的义务教育从来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早被有关部门篡改为有偿教育和教育产业化。长期以来，国家对教育拨款指标远远低于世界40%的平均水平。国人道德水平低是不争的事实，但政治腐败要负主要责任。1949年心来以斗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扭曲；1989年以来伪市场化改革通过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使人性雪上加霜，政府行为的示范作用大大降低了国民的道德素质。
对专制制度实行自由化改革，必须对人民的素质抱有充分信心。因为自由是人的天性。解放战争国共两党谈判，共产党把民主的主要标志??直接选举作为主要谈判条件，当年全国至少有一文盲，共产党并不认为国民素质低，并在当时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社论说，不搞民主永远不懂民主，只有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很多国家的民主化实践说明“公民素质论”完全是一场骗局。“人民在选择那些应接受他们某一部分权力的委托人的时候，真是做的好极了……如果有人对人民这种鉴别才德的天然能力有所怀疑的话,他只要看一看雅典人和罗马人所做的一系列使人惊疑的选择就够了”。鼓吹“公民素质”论因而认为自由与民主不适合中国人的专制主义者不会比它的人民素质更高，他们的道德水准更是可疑。生长在同一文化环境中里，专制主义者们的素质即使不是更低，最多与普通民众是一至的。对大多数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赫尔岑的辩护值得尊重：“那么，在这个社会中，你能举出哪个社会阶层比他们更高尚的呢？”。如果人民没有素质实行民主的话，那些专制“精英”们就更无素质实行集权管理，因为那需要更多的智慧与善良。
以“公民素质”问题为借口拒绝国家民主化是一种无耻的权力自私和政治欺骗。这是所有独裁政府的“共识。当年南非的审判官们就是以此为借口批驳曼德拉的“无知的人参加政府有什么意义？他们不会像小孩那样受竞领袖的影响？”，历史以南非人民在自由道路上取得的胜利为事实揭穿了这一谎言。那些企图继续蔑视人民自由与民主权利的人终将被历史所唾弃。

保钓人士办反日活动在浙江遭公安围殴

中国连日来相继进行民众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签名活动及抵制日货的行动陷入热潮，去年曾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的中国民间保钓人士尹冬明等十多人三日在浙江台州市区举行签名活动时，遭到一批城市管理人员及便衣公安的阻挠与殴打，造成四名市民轻伤。
香港“明报”报导，尹冬明等事后已经报警求助，他们对浙江省公安当局阻止他们的爱国行动感到不解与不满。

一名参与行动者表示，三日上午他与当地十多人计划在台州市区的中山广场前，举行“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签名活动。当他们来到中山广场时，现场有十多名身穿制服的城管人员与便衣公安，阻止他们展开签名活动，并阻止他们张开两幅横额，这两幅横额分别为“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抗议日本右翼篡改侵华史实”。

尹冬明等十多人随后转移阵地，来到烈士山广场，但抵达现场后，那里又有很多城管、便衣人员，依然阻止他们。

至十一时四十五分左右，志愿者打开横额，打算先签名。不料，当他们打开横额准备签名时，突然有两名便衣人员冲出，准备夺走横额，其中一人更出手打志工。双方在争夺横额时，四周再跳出十多名城管人员，将志工包围。随后，这些人围殴志工。尹冬明等四人脸部、手臂被打伤。

二十五岁的尹冬明，浙江台州仙居人，去年一月十六日与民间保钓人士驾船从厦门出发，突破日本军舰的左右夹击，在钓鱼岛海域投放二十块石碑，遭日本军舰夹击，当时，尹冬明扭伤腰部；去年三月二十四日，他与其他民间保钓人士从浙江玉环港口出发，成功登上钓鱼岛。